边保与义合会议

边保全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是中国人民公安机关早期的领导机构之一。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以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成立了西北政治保卫局。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从1939年3月起，边保同时又是边区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这种体制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49年3月。

边保遵循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公安保卫工作，全力保卫党中央和革命政权，在锄奸肃特、警卫、情报、侦查、审讯、看守、社会治安管理、培训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宁边区，军队是“枪杆子”，保卫部门是“刀把子”，公开的军事活动和秘密的情报保卫工作，一明一暗，都是关乎生存安全的头等要务，因此边保工作在边区一直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1947年底的义合会议（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北局点名检查边保工作，边保处长周兴两次在大会上作检查，都因不过关而被轰下台。会后，边保工作停顿了半年之久，边保干部情绪低落，不少干部要求改行，边保工作到了最低谷的时期。

一、义合会议简况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县城，至10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的整个绥德分区已全部收复，西北战场形势由防御转为反攻。曾一度撤离至山西离石县一带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回到绥德县义合镇附近乡村办公。由于数月的自卫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解决诸多重大方针问题，从而动员全边区的力量，争取边区自卫战争全面胜利。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上正式召开，参会人员的是922名地委、专署及边区机关一级干部，这次会议称为义合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各部门工作和干部立场。习仲勋、贺龙、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贺龙致开幕词，习仲勋做总结报告。

大会采用露天检查讨论的方式，即便天气寒冷，与会人员仍然准时赶赴会场，坐在自带的小板凳或石头圤上，认真地听取报告和讨论问题，始终保持严肃紧张的气氛。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在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后，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党的统一领导不严肃的态度；反对了干部工作中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等毛病。

会议过程中，西北局党委处分、撤换、法办了一批贪污、盗窃、走私违法和失职附敌的边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例如榆林军区司令员吴岱峰，被查出部队中卖大烟，且查获的大烟箱被抬到会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下不了台，受到严厉批判，被当场撤职。边区银行副行长兼绥德分行行长冯治国在向山西转移时，因轻信敌军来袭谣言，将价值5亿元的300两黄金钞票及文件印章等物资钱款投入黄河，损失极大，影响极坏。会场严厉批判了这种失职逃跑行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杜绝怯懦畏敌思想。此外，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三边地委书记高峰、陇东地委书记李和邦，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等许多领导干部都遭到检查。

11月23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遵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西北局发出《义合会议通报》，要求党政军各部门以义合会议精神为指导，检查本单位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各分区、各县立即召开会议，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二、义合会议“左”风起，批判边保“偏”差现

根据《习仲勋传》记载，习仲勋曾检讨性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事实上，西北局受到了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试点中提出的“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左”倾错误做法的影响，产生了实际分析、规划少，阶级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在边区一度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严重现象。

习仲勋在基层调查中发现，义合会议精神一到农村地区，就发生极“左”偏向。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在辛店贺家石，让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许多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现象很普遍。当时边区的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尽管向政府交出了300垧土地，一家老小还是被“扫地出门”。在机关中也有“左”的偏向，如边保绥德分处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

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说：“会议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白清江谈话记录，1996年7月14日）

义合会议上，边保被列为重点整顿对象之一，身为十余年边保处长的周兴首当其冲，在大会上两次检讨领导及工作上的缺点与不足，都被指责为认识不深刻而轰下台。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间，边保的驻地在义合镇阎家渠村，周兴除了接受义合会议的检查，还在西北局小型会议、中央社会部机关会议和边保内部若干会议上认真检讨、总结。西北局对边保工作的检查实际上到1948年2月2日才结束。（边区保安处转战陕北大事记）

在义合会议的“左”倾影响下，西北局在检查边保工作时出现被片面现象迷惑、偏信他人反映、不作全面调查、高估问题性质的现象，从而给边保扣上了几顶严重的“帽子”。

一是批判边保“时‘左’时‘右’”、“敌我不分”。边保在历史上有几次“左”的偏向：1936年西北政治保卫局撤出瓦窑堡时，在肃反镇压中杀了六七十人，其中大部分反革命分子在当时镇压是正确的，但以后来政策对待却不该杀。1943年整风审干运动中，边保有特务如麻思想和“逼供信”的倾向，乱捕乱审了一大批干部。1947年自卫战争中，有些边保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处理方式不够慎重，使用肉刑、秘密杀人、先斩后奏。在“右”倾方面，由于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边保一向重视防“右”，但也有松懈的时候：1937年边保下属保卫机关工作形式由公开转变为秘密，因缺乏经验造成了工作不积极现象。1947年自卫战争中，仅绥德分区被俘、叛逃延安榆林干部和土改逃跑分子就有约2000余人。部分反革命分子的叛逃，对我党我军造成了不利因素，这是边保工作上的严重失误。

边保工作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产生偏向，除了自身原因，也受到了政策和环境的影响。比如1947年6月自卫战争初期，为适应边区形势的变化，西北局发出指示，要求“纠正过去片面宽大倾向”，“对于公开叛变投敌分子，应在群众中公布罪恶，号召悔过，如坚决反共的，人民有权逮捕，就地正法。”上偏下效，边保各部门在执行处理工作中就逐渐形成了“宁杀勿放”的共识。但在义合会议上，西北局轻视环境政策因素，片面强调边保在历史工作中的过激与松懈现象，将边保批为“时‘左’时‘右’”、“敌我不分”。

二是批判边保是“卖大烟大本营”，周兴是“走私总司令”。在抗日战争时期，缉私统销工作主要由边保执行，边区走私现象不是很普遍。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外围封锁紧逼，陕北闹饥荒，条件艰苦，边区走私行为逐渐泛滥，最严重的时候，不光军队、保卫部门参与其中，政府各部门或多或少都存在走私情况。战争中，钱粮、枪弹、大烟等稀缺品都是硬通货，不靠走私维持生存，开展工作都成为问题。面对走私乱象，边保从领导层面开始缺乏信心，认为缉私无用，减弱了缉私力度，同时为解决工作经费困难，也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松了对部下的监管。

义合会议还重点批判了绥西客栈曾福林走私事件。绥西客栈由绥德保安分处和银行合股开设，日常业务方面由银行负责，暗地里兼负着保安处住宿检查、交通据点等任务。客栈内有一名叫曾福林的工作人员，勾搭保卫团参与走私，影响很坏。在这个案件上，边保有严重纰漏，周兴曾当面警告曾福林严禁在店内窝赌漏税、勾搭坏人，并派人检查绥西客栈。1944年绥德保安分处和1947年晋绥公安局两次审查都未发现曾福林的问题，还给其开具了路条、枪证表示信任，直到走私事件的曝光。鉴于不良影响，银行方面领导贾拓夫、保安处领导周兴在义合会议上作检讨，西北局在严批边保缉私不力、执法犯法的同时，却也将走私乱象全部归咎为边保的责任，过火地将周兴批为走私头头，将边保批为走私老窝。

三是批判边保对干部“放任自流”、“同流合污”。周兴在义合会后曾检讨过，边保对干部思想教育工作认识不深刻，支部工作同行政工作缺乏配合，业务教育同思想教育联系不足。对于触犯纪律的干部，边保虽然都有处理，但有的不及时，有的不彻底，有的在处理后没有向全体干部宣布，并藉以进行教育。在绥德有个犯错的干部，本应关押处理，却只把他下放到检查所工作，直到后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下了批示才执行关押。

边保系统存在用人不妥之处，某些高级干部在敌军来袭时临阵脱逃、叛变投敌，其他干部难免产生议论，有人甚至直言“特务分子比咱们吃得开”。但在义合会议上，西北局却将边保教育不足和干部叛逃全部归咎为边保领导责任缺失，并对一些领导作出“思想恶劣”的鉴定，批判边保对干部放任自流，甚至同流合污。

四是批判边保搞“神秘化”、“闹独立性”。在边保内部工作中，由于边区敌我交错、形势复杂，工作任务十分重大，一些部门为尽快取得成绩，脱离实际，给基层布置超额任务，至于基层反映和存在问题，未能及时督促检查。边保与基层群众组织联系不足，工作缺乏深入总结，存在靠经验办事现象，遇到问题顾此失彼。

在对外工作中，边保一些部门同其他党政机关联系不密切，甚至出现对政府决议不执行或执行不够的现象。边保工作越是保密性强，一些领导干部就越是强调特殊、强调技术，长此以往留下了搞“神秘化”、“技术化”的印象。于是，在义合会议上，西北局批判了边保内部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经验主义等不良作风，却也笼统地放大了对边保的不良印象，全盘否定边保工作成绩，批判边保闹独立，固步自封，不求上进。

三、边保当时实际存在的问题

西北局严厉检查边保工作，虽然在“左”倾影响下夸大了缺点，但也确实披露出边保在把握政策、缉私走私、干部教育、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除此之外，边保实际上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为西北局严查边保工作埋下了隐患。

一是历史问题，边保与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关系存在间隙。边保的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自成立之初，就是一贯的垂直系统，只接受上级领导，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保卫局权力之大，大到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到了陕甘宁边区，边保的权利待遇依旧很高。县一级首长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外，唯有保安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被称为“三驾马车”。参加政府会议时待遇也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保安处科员都能参加。在武装力量上，保安处直辖保安团，连县保安科都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整编武装。边保的情报保卫工作因兼具公开性和秘密性，经费很高，保密性强，不少事情连政府都无权过问。由于中共中央在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包括边区政府委员，延安县县长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原来都是开明人士或富农乡绅，并不是共产党员，这些人中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还因地主成分遭到过冲击，所以边保并不尊重同级政府的领导，长此以往，相互间隙日趋加大。

除了印象不好，边保还有错杀政府干部同志的“老账”。苏区肃反时期，政治保卫局是执行单位，随着肃反运动扩大，保卫局权利也随之变大，从侦查到审判，包揽公检法全部职能，后来甚至激进到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被捕、大部分被处决的情况。即便后来统一认识，批判了当时的“左”倾领导，但保卫局错杀党员干部同志已成事实。在延安的整风审干运动中，边保在部分地区出现过逼、供、信等严重现象，在抢救运动中形成了“特务如麻”思想，使许多党政机关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二是工作问题，边保工作难以贯彻落实，频频产生缺点。上下级沟通不畅是边保的积病，据边保干部反映，领导很少下基层，对下级指导不到位，缺乏对方针政策的贯彻力度和详细解释，有时甚至还有推诿现象，这直接导致边保在情报、侦查、治安等工作中频频出现失误。在户口管理工作中，住宿检查本来可以限制敌方活动，但由于制度不完善，从村、乡到县、区的汇报制度存在报告慢、流程长的缺陷，敌特人员听到风声早已逃跑。在外勤工作中，边保为了迷惑敌人，安排假自首、假特情，结果出现失误，反被敌人利用，大肆宣扬。

召开义合会议前不久，边保还与西北局就电台归属闹过误会。边保一向重视情报关系建设，情报科与设在各分区外勤据点之间有专门的电台互通。自卫战争开始后，边保前方武装侦察小队还配备有电台，进行情报侦察的同时兼具为军事服务的目的，将敌特、敌军活动一并报告后方。不久之后，西北野战军想要合并这批电台，西北局领导几次督促周兴将电台上交，周兴不愿将辛苦建立的情报据点拱手让出，僵持了一段时间后，迫于战争形势还是同意了，但西北局也对周兴有了意见。边保在情报工作上出现的失误更为严重。在自卫战争中由于边保没有及时布置应变措施，在敌人进攻的关键时期，出现情报力量失联，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线人反水等事件。1947年8月、10月西北野战军两次攻打榆林城，边保全力配合，周兴、李启明、赵苍璧等领导带队参战，准备让情报力量率先在城内起义，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榆林城。结果情报失误，计划泡汤，我军只能围城强攻，部队损伤较重，最终两次攻打榆林城未果。边保情报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影响了大局，安排在榆林的情报力量也有严重损失。

三是干部问题，边保干部质量参差不齐，投敌叛变事件影响恶劣。边保负责整个边区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庞大，干部众多。一方面，由于边保监管教育不足，一些领导干部素质差，难以服众；另一方面，有的干部在艰苦条件下，理想信念不坚定，在延安大撤退期间滋生出怯懦投敌思想。原边保高级干部韩继恩叛变事件，就将边保推到了风口浪尖。1947年胡宗南进攻占领延安，曾任边保治安科科长的韩继恩叛变投敌，主动接受国民党安排采访，并杜撰《延安今昔》一书，大肆歪曲和谩骂共产党，诋毁党中央、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韩继恩不但在舆论上给共产党抹黑，还带着敌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秘密埋藏的档案，造成极大破坏。韩继恩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也是边保多年的干部，可是他立场不坚定，贪图享乐、贪污吸毒，作风不检点，道德败坏，边保在离开延安前就开除了他的党籍政籍，可惜疏忽大意，转移时竟忘了带走韩继恩，最终酿成大祸。

四、边保处长周兴的应对及会后纠偏

诸多问题最后归结到领导身上，面对义合会议“左”倾情绪和过火片面的指责，平时脾气急躁的周兴显得意外平静沉着，他在检查中诚恳地承认，自己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保安处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他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对一些原则性不真实的“帽子”，周兴拒绝接受，对于一些人夸大缺点全盘否定边保工作成绩的指责，周兴据理力争、给与反驳。尽管为千夫所指，两次被轰下台，但周兴那种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还是给边保的干部们树立了榜样，也为边保部门改正工作缺点起到了积极影响。

当时参加会议的边保干部科副科长杨作义回忆，“当时会场上六个分区地特委书记个个提心吊胆，唯恐不能过关。而他（周兴）坚持真理，该检查的地方耐心的如实检查，不该检查的地方不投机讨奸。他蔑视、抵制随风倒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精神和勇于承担检查自己责任的风格，有一个共产党员负责的党性原则，令人敬佩。”

当时西北局分管边保工作的马文瑞回忆，“周兴这个同志革命资历较老，工作也很积极负责，就是有些主观，个性较强。有一次周副主席批评他，他不接受，当场就吵起来。最近又顶撞了贺龙同志（义合会议上不接受批评）。我就组织保安处全体同志开会，批评帮助周兴同志，大家诚心诚意的批评帮助，使周兴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改进了保安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作风。”

1947年底，中共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反“左”而不是反“右”。会后，西北局习仲勋等领导根据会议精神，迅速制定了纠正各解放区土改中“左”倾的政策，发出指示严禁滥杀，对义合会议关于土改的错误部分进行了修订，同时对边保等部门的批评也趋于冷静。

可是，1948年2月6日，西北局向中央提交的检查边保报告中，却未修正检查结果，还是将边保工作批评为“一塌糊涂”。周兴撰文上报中央，认为西北局给中央报告的信中专提缺点，缺乏实事求是。义合会议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对边保的检查方式缺乏分析，不够全面、客观。周兴向中央检讨了自己理论政策水平不够、结合实际不足、作风急躁、自以为是、工作方法简单等缺点，客观地总结了自己缺乏对保卫工作的重视、缺乏系统理论的经验总结、缺乏对干部的组织教育等经验教训。

同时，周兴诚恳地希望西北局能够全面的估计保安处工作，首先取消对边保不真实的鉴定意见，如“闹独立性”、“敌我不分”两点，对个别领导“思想恶劣”的鉴定亦该取消；其次，承认边保工作上的严重不足，即工作有漏洞、政策有偏向、走私犯法、教育干部不够、领导作风有缺点；最后，应该肯定边保的工作成绩，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方面。后来中共中央回电，对周兴的态度和意见做了肯定。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贺龙表示：“义合会议上防‘左’不够，批评自己不够，划分阶级上犯了错误。特别是我态度不好，方式最严厉，把斗争搞起来了。”贺龙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向毛泽东所写的报告中检讨道：“义合会议中，对于财经部门、保安部门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现象，批评方式过于严厉，这是不应该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在紧迫的战争情况下，对各方面工作的转变，要求过急了一点。”

党中央、西北局的高度重视，使得纠偏思想在边区迅速蔓延，饱受“左”风摧残的地区开始深刻反思，总结教训，边保也在周兴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开始走出义合会议的阴影，积极改进不足，逐渐恢复力量。

五、义合会议对边保的影响

在边区自卫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义合会议的召开，使全边区改变了战争初期的混乱状态，各项工作回到党的路线上。通过初步整顿，20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他们在对敌斗争上、恢复基本区工作上、克服灾荒工作上和开展新区工作上都有显著成绩。据周兴、杨作义等人的回忆和《1948年3月的绥德分区保安科长联席会记录》等资料记载，义合会议对边保产生的影响如下：

对边保工作积极的影响：一是统一了思想认识。义合会议明确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了对敌斗争意识和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干部们斗志昂扬，坚决一致听从党的指挥，为解放全中国做好准备。

二是改善了干部作风。会议对犯错误干部的批评教育，虽然火力猛，但有利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其更好地认错改错。边保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管教育，批判了不良作风、走私现象和侵犯群众利益等违法犯纪行为，加强了干部们的遵纪守法观念。

三是提高了工作水平。边保在检讨几次“左”的偏向中，积极吸取了经验教训，提高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水平，明确了对待反革命分子要严肃、处理要慎重的思想，做好在一般工作中加强保卫工作，在专门工作中结合群众工作的理念，以防止产生偏向。

四是加强了沟通联系。通过工作汇报、定期会议等形式，边保加强了上下沟通，各分区、各县的保安部门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建立相关工作制度解决问题，各部门间的配合得到加强，贯彻执行能力有所提高。

对边保工作消极的影响：第一，由于长时间检查整改，边保工作停顿了六个月。边保武装被编散，一大批干部分配去做土改等其他工作，组织力量遭到削弱。边保在关中、陇东、绥德、榆横等地的保安分处遭到严厉检查，受到很大损失。同时，边保情报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各分区各县的情报干部移交城工部，潜伏在敌区的情报力量也从113人清理到2人。直到1948年9月6日，西北局印发了由边保副处长李启明起草的《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后，边保的情报力量才开始逐渐恢复。

第二，受义合会议批判边保的影响，有些分区、县级保安部门的工作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这些党委、政府要么敷衍搪塞，不召开、不研究、不讨论保卫工作会议；要么大声疾呼，公开表达对保安部门的不满。绥德保安分处处长兼榆横保安分处处长薛克明在义合会议后抱怨：“保卫工作上自天不满，下至地不满”，清涧县保安科长白玉山说：“认为（保卫工作）做是五八，不做是四十”。

第三，义合检查引起了边保干部思想混乱，要求改行的现象。组织上对有些干部的检查，清算旧账，要其勉强承认以前的过失；对有些干部的检查，既无检查结果，又无明确结论，致使干部们情绪低落、抬不起头。绥德保安分处处长裴仰斗在1948年3月的绥德分区保安科长联席会议上表明：“我们的保卫干部有80%以上不想做保卫工作。”面对当时保卫工作不被认可还容易出错，费时费力且难出成绩的情况，有不少干部要求改行。 

义合会议上，西北局在“左”倾思想下开展的严厉检查，虽然令边保工作进入了最为低谷的一段时期，但那种“打响雷、下细雨”的方式成功地批判和揭发了边保长久以来的弊病，使边保迅速改正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为边保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边保再次回延安驻防，一边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边稳定队伍、消除余悸、恢复各项业务工作。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已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边保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保卫党中央，而是去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据统计，仅在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边保就调出230余名干部支援其他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在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的道路上，边保干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田建发  冯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