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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家华

来源:榆林市公安局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9-16 10:19:37

榆林公安历史人物——晏家华

晏家华 (1919~1997),湖北武汉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选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学习。1939年1月至1946年2月在三边保安分处、绥德保安分处工作,1947年1月任合江省勃利专区公安处处长兼勃利县公安局长,1948年10月任合江省公安厅副厅长,1949年6月任中共南昌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副局长,1951年2月任江西省公安厅秘书主任,7月任南昌320飞机制造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53年10月任中央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1962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大使馆经济参赞,1971年3月任对外经济联络部援外局副局长,1977年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代表处经济代表,1981年3月任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

人物故事:

  • 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晏家华是武汉高中一名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热血青年,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介绍,投笔从戎,奔赴延安。1938年1月晏家华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1938年2月到陕北公学学习,3月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被选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

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是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在青训班学习后,晏家华和其他两百名同学一起踏上去往延安的道路。从安吴堡到延安,要经过三原、耀县、铜川、宜君、黄陵、洛川、富县、甘泉八县行程约五百华里。当时青训班的条件艰苦,物资紧缺,一辆卡车也没有,只能步行。2月初又是陕北最冷的月份,夜间气温一般在零下十几度左右,他们都是轻装行军,每人仅带一条薄棉被,晚上只好铺一半盖一半缩成一团,抱膝而眠。在潮湿的地上要把被窝睡暖,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每天天色微明,起床哨吹响后,大家急忙起来搓几下冻的不太灵光的双手,摸索着整理背包继续前行。虽然路途遥远条件艰苦,但在抗日救国的大局面前,这两百人的士气却非常高昂,因为他们坚信跟着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有希望。

前排右四、五为陈毅夫妇,六为耿飚大使,七为周总理,八为大使夫人,第二排右五、六为晏家华夫妇

毛主席曾说:“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在这里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循循善诱,向年轻的一代传播革命的真理,阐述马列主义理论,介绍中国革命的艰苦经历,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和当前战争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并满怀信心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晏家华,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他联系抗日斗争和当时囯民党统治下中国的状况,认真思考和领会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授课的内容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对革命内涵和目的的感悟,从思想和理论的高度牢固确立了做为一名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革命担当和历史使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漫长革命道路上的各阶段性斗争和革命的终极目标中。这次学习打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使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推翻旧中国的斗争时期、在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各个时期中,牢记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矢志不渝。这也是他在今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维护新中国的安定中,在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在涉及社会稳定、国家建设、外交工作、国际合作各个领域中,競競业业,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因。

  • 参与三边分区反奸和整风运动

抗战时期三边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北大门,又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经济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进入三边,进行策反、暗杀、刺探情报等破坏活动,锄奸工作成为三边保安分处首要工作。

据《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抗战时期的锄奸保卫工作大事记》记载,1942年6月,三边专属保安科(三边保安分处)下辖定边、盐池、靖边三个县的保安机关,三边专属保安科内下设三个股及秘书,当时有治安股长白振武,侦察股长晏家华,预审股长陈为光,秘书赵正隆,另有警卫队30人。1944年2月初,三边保安分处配合部队剿匪,镇压了政治武装土匪朱鸿斌,他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派遣的便衣武装土匪,1942年至1944年间,他们经常在佳县、米脂、靖边及蒙汉交界地点进行抢劫、捣乱,危害甚众,1944年2月2日,朱鸿斌被抓,经审讯他对其抢劫破坏活动供认不讳,后经陕甘宁边区报告,林伯渠主席批准处以枪决。有效阻止了政治土匪的破坏活动,促进了三边地区的巩固。

出席联合国贸发会代表在会场合影(晏家华左一)

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的规定,三边保安分处在主要负责汉奸、敌特之侦查、捕缉、处置事项和其它锄奸工作之事项外,还有一项任务是负责人民锄奸组织之指导事项。据《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史》记载,仅定边县就组织了84个乡的锄奸委员会,1080个小组,8582个组员,建立了84个哨站,三边保安分处指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锄奸运动。

1944年5月29日,三边保安分处同各县保安科长召开会议,就各县的反奸斗争进展情况进行汇报,通过这次会议,使三边分区的反奸斗争进入正轨,由此,三边分区的反奸斗争进入较为细致的甄别阶段。1944年6月10日,三边地委决定由地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以及保安分处的干部马万里,赵文献,晏家华五人组成,以王嘉华为首的甄别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区的甄别工作。

在锄奸的同时,晏家华还参加了三边整风运动。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整风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据晏家华在《三边分区整风运动》中回忆,三边分区整风运动第一阶段是领导干部学习文件,第二阶段是普遍学习阶段,帮助大家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进一步认识整风运动是我党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全党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由于康生干扰,整风运动出现偏颇,从批判教条主义,发展为审干、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大会上,做了《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从此反特斗争扩大化的惨剧在边区各地蔓延起来。经过一系列准备三边地区开始办理整风训练班,由王世泰兼任训练班主任,从分区各机关及市县抽调绝大多数外来知识分子,共九十余人参加。其中有地委统战部的周仁山、薛向晨、赵化南,组织部的叶舟,三边盐务分局的朱寄云等。训练班内十余人编为一组,在每个组内物色多名抢救对象,分别找他们谈话,劝他们主动交代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活动,查出训练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由于许多同志交待的事情都是被逼供,期间不断有人在各种场合推翻之前交待的材料,地委领导觉察抢救运动所出现的问题,开始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

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是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三边分区在落实毛主席的批示精神的过程中纠正了反奸扩大化的错误,随即开展甄别工作,为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

过程虽然曲折,但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一致,团结统一。整风运动是从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历史经验的源头出发,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在思想上加强党内建设达到新的团结,对增强全党同心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晏家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三边、绥德分处工作八年。1946年3月,调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与原保安处的陈石奇、乔庄、王怀义一起准备赴东北工作,他们于1946年4月从延安出发赶赴东北,晏家华先后任合江省勃利专区公安处处长兼勃利县公安局长,合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

  • 主管南昌市公安局治安工作

1948年为迎接全中国解放,接管大城市,东北局指示各省组建一个干部大队,随军南下。1949年2月,晏家华调入合江省南下干部大队。按照编队序列,合江省干部大队编入第四野战军。5月从合江省会佳木斯出发,6月4日抵达江西省南昌市。晏家华任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委员)主管治安工作。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破获扰乱金融案。南昌解放初期,由于敌人的反革命宣传和投机商人的破坏活动,致使老百姓用人民币买不到商品,在市场上不愿意使用人民币,这些情况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人心的稳定。为解决这些问题,晏家华组织公安民警对广大商人、资本家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宣传人民银行关于统一币制,严禁买卖银元和用银元进行交易的有关法令,严厉打击了少数扰乱金融的不法商人,并依法加以惩处。

二是进行反动党团及反动会道门首脑的登记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解散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晏家华组织人员经过调查和准备工作进行了反动党团以及会道门首脑登记。这次登记工作对公安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和后来的肃反镇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三是收缴民间武器和对闲散人员进行教育。通过调查研究和广泛宣传政府法令,动员保留武器的个人自动到公安机关申报并上交武器。对自动交出武器的人政府不加惩处,通过一些事例来扩大影响,先后在市里收缴百余枪支。收容盜贼及扒手,通过进行教育和劳动教养,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 重申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951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西境内建一飞机制造厂。晏家华当时在江西省公安厅任秘书主任,作为公安部门的一员参加工作团工作,任工作团副团长,建厂工作完成后即留厂工作,任320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53年中央组织部调晏家华到公安部工作,任二局一处处长。1955年肃反期间,公安部派晏家华到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帮助工作。运动结束后,晏家华留设计院工作,任设计院院长。1962年,中组部调晏家华到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工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大使馆经济参赞。

1972年5月2日,晏家华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于1972年5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六版头条上,眉题为《我代表晏家华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三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主题为《重申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发言主张在处理债务问题上应充分体谅受援国家的困难,坚决反对债权国逼债,反对利用债务问题施加政治压力,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重申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975年晏家华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会议,为制定和通过利马宣言或决议做出努力。1975年晏家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莫桑比克参加独立庆典。1977年晏家华出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经济代表。1983出席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成立大会,并选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同年出席柏林(西)公共企业管理讨论会。

出席西柏林公共企业管理讨论会(中间为晏家华)

晏家华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善于总结经验,依靠自身组织领导能力、对外工作的长期经验以及专业的英语表达能力,让他在长期从事对外援助工作中,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我国援外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开创和发展做了应有的贡献。

(撰稿:田建发 延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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